科学刚刚证实了母亲们早已心知肚明的事实：男女之间并不存在某种生理差异，导致女性更擅长察觉婴儿的哭声。

丹麦奥胡斯大学开展并发表在美心理学会期刊《情绪》（Emotion）上的一项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受哭声干扰的程度是相似的。婴儿的哭声并不会在耳朵和子宫之间触发某种神秘的联系。

我会听到哭声，但醒来后只要察觉到妻子刚好也醒了，便又翻身睡去。你知道吗？如果你读到这一句时，在背地里指着我的鼻子臭骂我几句混账，我完全理解。但在当时，我觉得这么做是理所当然的。

夜晚的许多哭闹都与饥饿有关，而我们选择了纯母乳喂养。我们一直没能成功学会使用吸奶器和奶瓶，这意味着如果宝宝在夜里因为饿了而醒来，我根本帮不上半点忙。当时我们住在一居室的公寓里，没有多余的空间能让我带着孩子，好让妻子清静地睡会儿。

从务实且实事求是的角度来看，我当时认为，如果选项只有 (a) 谁都别想睡，或者 (b) 只要有一个人——没错，就是我！——能睡上一觉，那么后者显然是最佳选择。这样至少能保证家里睡眠的总量更高一些。

我虽然没有能为孩子提供口粮的“硬件设备”，但只要我不至于由于睡眠匮乏而精疲力竭，我就能从其他方面出力——比如我可以风卷残云般地解决掉堆成山的脏碗筷，或者拼了命地去外面买个披萨回来。

我也要工作，无论夜里折腾成什么样，我都得准时出门赶到办公室，完全没机会在下午忙里偷闲打个盹。有时我会从床上惊跳起来，惊恐地以为自己迟到了，于是煮上一壶咖啡，轻轻摇醒妻子递给她，结果却被告知现在才凌晨 4 点——我当时一脸懵，讨好不成还挨了顿嫌。

那是一段孤独的时光。对我妻子来说自然如此，但对我这个“没那么累”、每天还能出门见人的父亲来说亦是如此。我曾希望自己也能喂养女儿，被她需要，然后以那种美丽而原始的方式去满足她的需求。但我做不到，所以我竭尽所能地去做其他一切——换尿布、购物、承担家务。而且，自从我们结束母乳喂养阶段后，只要女儿在夜里醒来，我也都会随之醒来。

我和妻子对那段时期的记忆截然不同。在我的记忆里，我已竭尽所能；而在她的记忆里，我几乎无所作为。我们谁都没有记错，我所做的最好，说白了，并不是正路上的最好。

为人父母是疲惫、压抑且令人沮丧的，而最能放大这种情绪的事情，莫过于在深夜精疲力竭地坐起来喂孩子，而你的伴侣却在一旁旁若无人地鼾声如雷。

在我看来，如果我只是醒着坐在那儿，既帮不上喂奶的忙，又会让第二天的工作变得效率低下，这简直是极不切实际的行为。但或许，偶尔陪着坐坐也会大不相同。深夜里那些睡眼惺忪的闲聊，哪怕语无伦次，可能也会让我的妻子觉得她并不是在孤军奋战。我不记得了，但我敢打赌，当时肯定有人跟我解释过这一点，只是被我当成了耳边风，觉得那是对我仅存的一点精力的无谓浪费。

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吗？如果当时允许居家办公，就能省下宝贵的通勤时间。但那是八年前，还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当我请求每周居家办公一天时，得到的礼貌答复是：由于我不在管理岗位，居家办公无人监管，那怎么行。那个拒绝我的人——后来还裁掉了我——现在居然经常在 LinkedIn 上发帖歌颂灵活办公的种种美妙，这其实无关紧要。不，不对，这很重要。这让我感到非常、非常愤怒。

那段时期给我们的婚姻投下了漫长而持久的阴影。在随后的岁月里，这件事在争吵中被一次又一次提起，最终演变成一种极具破坏性的荒唐局面：我开始怨恨她的怨恨。既然我已经竭尽全力维持家庭运转，为什么这件事总要被翻出来说？

这件事在她心里根植了一种深刻的信念，认为我既自私又无可救药，而她才是那个承担了所有的人。这种观念影响到了我们的许多分歧上。导致我们婚姻破裂的原因还有很多，但每当我们发生冲突，孩子出生后的那头几个月总会被旧事重提。那个时期留下的伤疤从未真正愈合，即便在母乳喂养结束后，我在各方面都成了投入更多的主要照顾者，也似乎永远无法弥补当初的裂痕。

我并不是说，如果当时工作安排得更好，我就会成为一个完美的伴侣。很有可能即便我每晚都整夜坐着陪她，我们最终还是会各走各的路的。

但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我会努力在那段时间里多一些“存在感”，并意识到，仅仅因为我身体无法产奶，并不能说我不可以做些其他事情。毕竟，“偶尔保持清醒”是一个极低的标准，证明长了睾丸的人深夜耳朵也管用，不应该像是一个无法逾越的挑战。

Source：Anonymo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