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芦苇
来源 | 最人物
每年中考成绩揭晓后，一场无声的分流便开始了。
成绩好的，进入普通高中；成绩差的，被推向中职，也就是中专和职高；更不如意的，则滑入技校。还有一些学生，甚至在考试前就被学校劝着签下“放弃中考协议”——因为他们可能会拉低升学率。
全国每年约有400多万初中毕业生，经由这道道筛选，被分流到技校。但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长期偏低，上技校等于没出息，这样的观念在大众心中根深蒂固。
在十四五岁的年纪，孩子们还没走出校门，就已经被提前归类为“失败者”。
这些少年背后往往有着相似的成长轨迹：学业上的持续受挫，家庭中的忽视与打压，以及长期得不到确认的自我价值感，几乎没有什么能让他们相信自己。
一个失败者的标签，如何一寸寸内化为一个人看待自己的方式？在一个没有正反馈的处境里，这些孩子如何重建自我价值？
而这件事，为什么对大多数人来说，如此之难。
刘阳至今记得，刚进技校的头三个月，他每天放学后都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
他不想回家，因为奶奶总会问他：“又没课啊？那你都学什么了？”他答不上来，只能在外面耗着，制造晚放学的假象。
技校的课表跟大学有点像。早上十点才开始上课，下午三点便结束了。一天算下来，真正坐在教室里的时间，不过四五个小时。
他的父亲为他选择计算机专业，觉得这个专业是未来的大趋势。但刘阳并不喜欢这个专业，对此也没有太多天赋。班级里，除了极个别学生在认真上课，大部分学生都在玩手机、睡觉和聊天。大家都知道技校毕业后是要“进工厂的”。“学了也没用。”
技校也没有家庭作业，下课铃一响，他便随着人流散去。有时直接回家，回了家无非是睡觉、看小说，偶尔也打游戏，但他对游戏并没有太多热情。
进技校的头两三个月，他“非常混沌、万念俱灰”。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看不清前路的方向。他反复问自己：“我是谁？我要干什么？”
《杏运》剧照
这一年是2016年。刘阳差30分没能考上广州的高中。
这是他努力之后的结果，他曾在初中“摆烂”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直到初二下学期，抱着想证明给父母看的心态，他开始努力学习，但之前学业荒废的时间太久，短时间内，很难把落下的课程补上，在几次考试失败后，他索性放弃。
成绩出来后，父母问过他要不要复读，或者花钱上民办高中。但民办高中学费一年要四五万元，还有住宿费等，刘阳觉得那个数目对家里是个不小的负担。
“算了，去读中职吧。”
刘阳和家人不太清楚职高、中专、技校的区别，他们三者在广义上都算中职，但中专和职高比技校更被社会所接纳。最后，他的父亲为刘阳选了一所离家近的技校。
《下一个素熙》剧照
《南方技校的少年》的作者袁洁观察到，刚进技校的这段时间，几乎是这些孩子人生里最茫然无序的时刻。初中毕业，十四五岁，中考刚把他们筛出了主流轨道，新的轨道在哪里，没有人说得清楚。他们中的大多数，就在这一两年里，经历着一场缓慢却清晰的“滑落”。
林林的滑落比刘阳更彻底。他连中考都没参加，直接进了南方一所技校，学汽修专业。“技校一年级，每天打游戏给我打吐了都。”他说，身边的同学“跟丧尸一样，每天就是得过且过”。
安安在湖北读中职时，也有类似的观察。她说老师不会把文化课抓得很紧，“你想上就上，不想上在课堂上睡觉也行”。
这种状态，常被外界归结为职校“校风乱”“管不好”。
但在刘阳看来，技校的学生很多时候是缺乏引导的人。这里的人被分成了三层：那一小部分特别优秀的，能在技能大赛上获奖的学生，“根本不需要你推，自己会找事情干”。那一小部分完全滑下去的，“想帮也很难帮”。
夹在中间那绝大部分人呢？“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早在进入技校之前，刘阳就已经开始迷茫。
父亲奉行“挫折教育”，从小到大，他在父亲嘴里几乎听不到一句表扬。
起初这种持续的打压只是让他愈发沉默和自卑，后来父亲才向他解释，这是刻意为之的教育理念。以为越挫越勇，孩子会在否定中淬炼出韧性。
但那时的刘阳，恰恰缺少能够反驳这种教育的资本。无论是学业还是其他方面，他都没有做出足够亮眼的成绩来抵挡父亲的打压。
挫折式教育的前提是经历挫折后能成功。可如果挫折之后仍是“失败”，那些否定便不会转化为动力，只会一层层地沉积为自我怀疑。
《昨日青春》剧照
刘阳不是个例。
李东是福建一所技校的毕业生，李东的母亲也信奉同一套教育理念。“为什么别人能做得好，为什么你做不好？”这是母亲常说的话。
李东回忆，初中时他在学校被霸凌，被人堵在厕所里。有一个同学长得很胖，拿着乐器要砸他，把他压在地上打。他母亲在楼上看着，却没有办法下来给他撑腰。
“我就觉得挺窝囊废的，就觉得没有用。”李东说。那之后他变得脾气暴躁，一点就燃，和同学关系也不好。他去医院检查，发现自己是中重度抑郁、中度焦虑。他自己偷偷吃的药，家里人完全不知道。
《狗十三》剧照
这样的家庭，在技校是大多数。
袁洁在《南方技校的少年》中写道：“这些孩子的家庭背景，惊人地相似——留守儿童、父母离异，或是忙于生计。”她打开班级微信群，近半数家长永远沉默。就算被单独@，也像石沉大海。
在湖北读中职的安安，注意到，班上有同学中途辍学，有人早早嫁了人。"很多家庭重男轻女，家里有弟弟，或者家里困难，就不送女孩子读书了。”也有家长觉得读中职没用，中途就让孩子辍学。
另一项针对技校生的研究，给出了更具体的数字。唐璐在《技校生抑郁焦虑情绪调查及对班主任工作的启示》中统计：技校生父母中，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不足6%；工人身份和无固定工作者超过97%。
许多父母的“看不见”，或许是从“顾不上”开始的。他们奔波在流水线上、守在灶台前、穿行在工地间。当挣钱养家耗尽了大部分时间和心力，关心退化成最基本的两句：“吃饱没？”“别惹事。”
孩子内心更深处的孤独、迷茫和呼唤，就在这种简化中被一并过滤掉了。 孩子觉得父母不在乎自己。父母觉得孩子“无药可救”。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孩子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的？
“技校里面，其实有很多心理问题。”回忆起技校生活，刘阳提到，在学校里见过太多有心理问题的同学。
最严重的是一个女生，她会一个人躲起来，拿刀片划自己的胳膊。那些疤，一道一道的，新的盖着旧的，她从来不穿短袖。
后来刘阳慢慢知道了她家里的事。她爸喝酒，喝多了就打人。她妈挨打，她躲在房间里听，不敢出去。她恨自己没用，帮不上妈妈，也改变不了什么。中考也没考好，好像所有的事都堵在一起，找不到出口。
唐璐在《技校生抑郁焦虑情绪调查及对班主任工作的启示》中写到：技校生的抑郁、焦虑水平，远高于全国同龄人。尤其那些父母离异、寄居亲戚家，或是少数民族和女生的孩子，心理困境更为深重。
青春期本就是一段容易跌跤的路，而他们走的那段，几乎没有扶手。
在中国的教育体系里，技校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角落。
技校属于广义上的中职，但它和大家在讲述职业教育时常说的中专、职高、高职是有区别的。中专、职高属中职，是初中毕业后“普职分流”的主要去向。高职招收的主要是高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如中职毕业）的学生。
技校同样主要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但技校是工厂为培养工人而设立的，它不是教育系统归属学校，技工院校的主管部门是人社局（厅）。
因此，进入技校的孩子，往往经历了两重筛选：先是在普职分流中被主流通道筛下，然后在职业教育的内部，相比在中专、职高，技校往往被认为是更窄、更单一的那条路径。他们是剩下之后，再被筛选过一次的人。
学生带着“失败者”的标签进入校园，在一个不被教育系统真正接纳的空间里，大多数人既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看不清前路。
《我的事说来话长》剧照
刘阳学的专业全名叫“计算机网络应用”。他用了“很杂”这个词来形容课程内容——既学过计算机组装与维护，也学过小型局域网的建设，包括交换机、路由器的搭建，服务器的配置，如何组建一个小型局域网络。他笑了笑说，这些其实就是当“网管”的活儿。
除此之外，他们还学网站建设——就是俗称的程序员方向，写代码，做一个有交互功能的网站。
刘阳的同学里，有一个做网站开发的，“他蛮有天赋的，自己课下会钻研这些东西”。还有一个暑假去电脑城兼职，后来就留在了那里。
更多的毕业生流向哪里呢？物业公司当保安、电工、看监控，进厂做维修，或者干客服、销售，大部分是一些没有什么门槛的工作。
带着“学门技术”的心态进来，是大多数技校生的初衷。但学的东西出去能不能用，是另一回事。
李东对此的体会也很深。他曾在厦门一所技师学院读3D打印专业，这是学校的重点专业。但他发现，学校培养的主要是操作员，“更多的是学习实操，上下设备”。而社会上需要的是设计师和设备研发人员。
“学校现在教的，其实还是相对于偏应试教育。”李东说，“老师更多是在教学生，注重在教学方面，但他们没有在3D打印的公司里面干过几年。”
他举了个例子：2026年企业在做软性材料的3D打印，学校还在教硬性材。“跟企业来对比，技术性的东西会比较落后。”
林林读的是汽修专业。他的同学里，五个人里失业了三个。有一个读的是定向班，以为毕业后能去4S店，结果进去之后一天洗车七八百辆，工资还被拖欠。另一个被公司罚了十万块。
能靠专业吃饭的技校生，凤毛麟角。多数人学了一门技术，却看不到未来。
如果不是阴差阳错进了学生会，又老老实实把每一件琐碎的差事都办好，再碰巧遇上学长那句推心置腹的鼓励，刘阳很可能也就浑浑噩噩地混完了技校这几年。
2016年9月入学后，为了打发时间，他加入了学生会组织部。组织部的工作主要是协助团委老师处理日常事务，每次任务大概需要两三个人来完成。老师把任务发到群里，询问谁愿意参与。那时，刘阳基本上有求必应。一来是为了打发时间，二来也从中找到了一点被认可的感受。几位带队的师兄觉得刘阳做事认真，策划也写得不错，经常在部门会议上点名表扬。
2017年5月，组织部部长换届。原本，刘阳根本没想过要竞选部长。当时，部长私下找他，询问他的想法。他觉得自己“不行”。
按惯例，竞选副部长需要站上学生代表大会的演讲台，接受众人投票。刘阳从来没有当众演讲的经历，光是想到要站在台上，他就本能地想要退缩。
部长一直用很温和的方式鼓励他。他说自己没有领导经验，部长说“没事，我还没毕业，我帮你”。他说自己没有演讲过，部长就替他争取了一个国旗下讲话的机会，让他练手。
“你要什么，他当初就给你什么。”
刘阳第一次站在国旗下讲话，手抖，脚抖，声音也发抖。眼睛不知道看哪里，只能一直盯着稿子。他知道这样不行，学长告诉他，演讲需要有眼神交流，要让台下的人感觉到你在跟他们说话。
他就对着镜子，一遍一遍地练，一遍一遍地背，直到那些话能够自然而然地从嘴里说出来。
那次之后，他有了一个感受：原来很多事情，我愿意去挑战，愿意去试，我是能做到的。
第二次演讲是在学生代表大会上，他在200多人的大会堂里，完成了一次完全脱稿的竞选演讲，成功竞选为组织部副部长。
演讲这件事，让他开始相信自己。“感觉自己开始能量爆棚”刘阳说。
他后来分析，演讲关乎两样东西：一个是胆量，一个是说话；胆量，是你能不能当着几百人的面，有胆子站上去讲话。说话，是你能不能在没有稿子的情况下，现场组织语言，把意思清楚地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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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上副部长的那个暑假，他得到了一次进修的机会，参加市里的“青马工程”。那是他第一次真正见识到“优秀的人”是什么样子。他发现自己成了里面学历最低的、年纪最轻的。
“很自卑。”他说。
但那些人没有让他感到被瞧不起。他们会帮助他，会带着他一起做事。后来他进了广州市学生联合会，参加了很多活动，论坛、交流会、学生代表大会……和技校里能接触到的活动完全不是一个层面。
“你会觉得，原来优秀的人是这样的。”他说。这个反差太大了。在技校里，有时候当个部长也会遇到冷眼和嘲笑，但那些优秀的人是意气风发的，是愿意帮助别人的，是平视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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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这些“正反馈”，刘阳在技校完成了成人高考，考上了广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又利用广东省专升本的相关政策，通过专升本考试，考入了广东一家民办本科院校。
整个备考过程花了将近一年半。他原本想边工作边复习，但实在精力有限，自制力也跟不上，最后索性全职备考了半年。他花了五千块钱报了一个辅导班。“书太厚了，还是需要有人帮忙梳理一下，”他说，“有人帮忙理一理，确实事半功倍。”
在技校，专升本是一件近乎奢侈的事。刘阳那一届，全年级一千一二百人，最终选择这条路的，“也就那么几个”。刘阳后来仔细想过，挡住大多数人的，其实是两道门槛。
一道是经济。文化课基础薄弱的学生，专升本往往只能瞄准民办本科——刘阳自己后来读的就是民办。“在广东，学费比北方贵一些，我们当初是三万多一年。”仅仅这个数字，就已经筛掉了大批人。
另一道是时间与精力。不管是半工半读还是全职备考，都需要把离开学校多年后早已生疏的书本重新拾起。“挺难的。”刘阳说，很多人走出校门后就再也坐不住冷板凳了。最终能像他这样坚持下来的人，“其实很少很少的一部分”。
刘阳后来总结，技校生好像活在一个“不配得”的怪圈里——别人不相信你，你自己也不相信自己。
要脱离这个怪圈，只能靠一件事去打破它。“你必须要行动起来，才有机会脱离。不行动，永远就是死循环。”
本科毕业后，刘阳通过技校期间学生会的关系，进入一家公司做文员。
他每天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整理资料、统计报表、写公文、做PPT，日复一日。 起初，刘阳觉得自己是个“冒牌货”。技校从没教过怎么写调研报告，公司也没人带他。他便泡在各种平台上查资料、买书，一字一句地硬啃。一份报告改十几遍，改到凌晨，第二天照常挤地铁上班。
那种成就感很具体：把一件完全陌生的事，硬生生做到了及格线以上。所谓的“不配得感”不知何时已悄然消散，刘阳再次觉得，人生一定要勇于尝试，别急着给自己盖棺定论，试着试着，说不定就成了。
但这种时刻太少了。这份工作毕竟是边缘的，没有技术含量和门槛，也鲜有成就感。那种能确认“我值得被看见”的反馈，太少了。
时间一长，他发现自己又陷入了一种熟悉的状态：给领导交一个及格的东西就行了，何必折磨自己做到八十分、九十分？领导不一定会表扬，工资也不会涨。
他想，这和技校里那些“中间的大部分人”有什么不同呢？他们不是没有能力，只是没有动力。因为没有正反馈。
为了寻找“成就感”，获得“正反馈”，刘阳辞去了文员工作，准备考研。他选的是一所211高校应用心理学专业，他想将来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考研是一条很长的路。他不知道能不能考上。但这一次，他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
这个选择，也跟他在技校见过太多心理有问题的孩子有关。那个在操场边上坐着、不肯去医院的女生；那些沉默的学弟学妹；他想把那些困在“不配得”怪圈里的人，一个一个拽出来。
《一起同过窗》剧照
刘阳专升本成功之后，陆续有学弟学妹来找他咨询。 一开始只是零星几个人，在微信上问他：你是怎么准备的？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后来问的人越来越多，十几个，他一个个回复不过来，便建了一个QQ群，让有需要的人都加进来，他统一回复。
那个群后来慢慢壮大，现在已经有200多人。刘阳2021年从技校毕业，5年过去，群仍旧活跃，时不时有正在读技校的学弟学妹进来提问。
刘阳谈到一个学弟的故事。这个学弟被学校劝着签了一个“放弃中考协议”。但这个协议其实没有法律效力。而一旦放弃中考，你就只能上技校或者中专。
刘阳觉得太可惜了。他后来在群里和帖子里反复跟学弟学妹们说，不要被老师蛊惑，不要轻易放弃中考。中考了，你至少还有别的机会；不中考，你就真的只有一条路了。
在群里，刘阳会分享自己知道的信息。哪些证书值得考，哪些竞赛能参加，哪些活动值得投入。
这些东西都是他一步步慢慢探索出来的。他观察过许多刚初中毕业的学生。这些人每天刷抖音、刷B站，看似信息量很大，但其实并不知道怎么筛选出对自己真正有用的东西。
他和很多学弟学妹聊过天，发现他们其实不是没有想法，他们也想过要考证，要做点什么，但始终没有推动的动力。
刘阳理解这种状态。他在文员岗位上，有时候也缺乏动力。但他和他们不同的是，他至少迈出过一步，知道“动起来”是什么感觉。他也清楚，做成一件事情，成就感是推着人往前走的内驱力。
“你要给他们一个方向，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想要什么。”他说。
群里有个学飞机维修的学弟。这个专业听起来硬核，现实出路却并不光鲜。大多数毕业生，只能做学徒，打杂，给真正的维修工程师递零件。学历卡在那里，相关证书考不了，也无从成为一名真正的飞机维修工程师。
在刘阳的鼓励和分享下，学弟准备先考取一个本科学历，迈出成为一名工程师的第一步。不一定能挽救所有人，但至少能让孩子有点事干，不至于那么早就自我放弃。
刘阳想了想，又补了一句：“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希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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