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罗思义（John Ross）】
中国取得前所未有的科技成就
中国取得了历史上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未曾实现的成就——成为多个关键行业的技术引领者。与此同时，2026年初的经济数据表明，中国不仅实现了数量增长方面的战略目标，而且推动了高科技产业，特别是新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就数量增长而言，众所周知，中国2026年第一季度5.0%的GDP增速，处于全年“4.5%—5%”增长目标区间上沿。更具战略意义的是，这一增速同2020年制定“十四五”规划时所设定的2035年远景目标高度契合——当时的讨论认为，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GDP年均增速就必须至少达到4.7%。
更引人注目的是，第一季度引领中国技术升级的部分行业实现质的显著提升，且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第一季度全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但高技术制造业总体增长12.5%，其中太阳能产品增长11.2%，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增长13.6%，工业机器人增长33.2%，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40.8%，3D打印设备增长54.0%。
2026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速超预期，其中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引擎
有必要理解这一成就的历史性意义。如“亚洲四小龙”等少数发展中经济体，曾经实现经济上量的快速增长——即使其快速增长的持续时间不及中国，但这种增长始终建立在一个既有的、外部设定的全球技术高新前沿范围内。如今的中国已在电动汽车、无人机、太阳能、风能、电信的关键领域、制药行业的扩展领域、电池、消费互联网主要环节、人工智能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以及其他领域取得技术领先优势。这是发展中经济体从未取得过的突破。
此外，这些中国正在建立技术领导地位的行业不仅对当下至关重要，而且是未来GDP增长的关键领域。例如，全世界都在向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续交通领域转型，着力替代化石能源，鉴于这代表了自工业革命250年来存在的发展模式的中断，这一转型将持续数十年。
随着中国占据技术领导地位的行业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不断扩大，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权重也将随之提升，同时也将向首次占据技术领导地位的新领域扩张。也就是说，中国已成为全球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引领者，这必然会改变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因为这意味着中国不再仅仅提供可在别国生产的中等技术产品，而是生产其他供应国无法替代的关键基础设施产品和部件。这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总之，从技术角度看，中国已成功实现了从量的增长到质的升级的转变，而且这一趋势仍在继续。众所周知，“十五五”规划的一个决定性战略任务是将中国的技术领导地位扩大到更广泛的经济领域。
但是，支撑这一非凡成就的宏观经济基本面究竟是什么？要在整个发展进程中持续保持这一势头，进而实现中国2035年远景目标，又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如下文所示，这一成就主要归功于以下两个宏观经济过程：
（1）研发支出占中国GDP比重处于高水平；
（2）投资占中国GDP比重处于高水平。
第一个过程众所周知。因此，该领域的挑战主要在于实操层面，即提高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客观上是一个长期过程。但是，在第二个问题上，部分中国媒体对消费问题存在认知偏差，导致了对技术升级基本逻辑的混淆。正如下文所示，部分中国媒体所呼吁的政策，直接与技术升级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战略任务背道而驰。
因此，下文将重点关注这一过程的宏观经济基本面。
第一部分将分析战略和理论框架；
第二部分将分析实施这一战略所需的更精确的经济数据。
下文将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正如后文所示，第二部分的事实数据充分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基于此，我们无法否认由此得出的现实结论。
第一部分 中国科技进步战略
习近平和马克思对生产力发展的分析
中国已在实践中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先进生产力特征的分析，且该分析在习近平主席关于该问题的理论论述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一战略能否成功落地，反过来取决于宏观经济层面的量化参数，这些参数使得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作为该理论的两大支柱得以实现有机融合。而要实现二者的融合，则有赖于其他宏观经济发展要素与该战略任务的协调一致。
中国在“十四五”期间取得的无与伦比的成就，是在习近平思想的引领下取得的。那么，习近平经济思想对中国和世界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正如习近平多次强调的那样，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立足点是马克思主义。他强调，“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1】他也同时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2】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具体国情相结合，既包括特定国家的实际情况，也包括特定发展阶段和具体问题。
马克思对劳动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的分析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开始。马克思的分析——即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劳动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驱动力。这一观点最早见于他在1845年至1846年间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并在其后所有著作中一以贯之。因此，人类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随着劳动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社会整合度日益加深的历史。
人类历史发轫于分散的家庭与部落单元，先后历经城邦、民族国家、帝国等发展阶段，逐步演进至当今全球一体化社会。正如马克思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中所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经济学分析，正是这一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下劳动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的理论在技术层面的具体应用。
将其转化为具体的经济术语，这一过程的根基在于劳动分工/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马克思起初以“劳动分工”一词来界定该现象，随后虽改用涵盖面更广的“劳动社会化”加以阐释，却始终未背离其最初确立的基本原理。
描绘19世纪德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画作
当时的经济发展基于劳动分工/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因此，马克思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劳动分工的发展程度。”【3】
科技发展是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一部分
科技进步和经济体的技术升级，正是这一基本过程的组成部分。在发达经济体中，除其他过程外，劳动分工/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催生了庞大的科技研发体系。在主要国家，这一体系吸纳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员，耗资数千亿美元。其中一部分研发活动与企业及生产环节直接融合，而其余大部分则在高校、科研院所及专业研发部门中展开。正如马克思谈到这种大型发达经济体时所说：“生产导致科学与劳动相分离。”【4】
这种催生创新的科技研究，通过与管理层面的发展相结合并体现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机器装备的迭代升级与新型生产资料的诞生，进而与直接生产相结合。正如马克思所说：“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5】因此，补全上文的引述：“生产在造成科学与劳动相分离的同时，也促成了科学在物质生产中的运用。”【6】
马克思的分析以一种恰当的科学方式，得出了可被事实检验的预测。这些预测是：社会化生产的程度不断提高意味着，科技研发占经济比重和固定投资占经济比重将持续上升，并且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会越来越强。正如下文所示，马克思的预测已被事实充分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