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时同力

在笔者之前的文章《橱窗里的繁荣，台湾的依附式发展道路》中，有位读者评论中的提问比较有代表性。评论大意是：“既然菲律宾同样作为美国在亚洲扶持的“民主橱窗”，为何不能像台湾一样在资本主义世界获得更好的发展？”应当来说，对台湾地区同菲律宾的比较是可行的，我们在今天文章中对此进行分析。需要声明一点，本文不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仅仅就这位朋友的疑问尝试提出自己的解答。

台湾地区同菲律宾比较是可行的吗？

在大多数关于落后经济体发展的叙事当中，台湾地区常常被置于优等生的位置上：它在大陆风起云涌的康米主义革命中保留住了“自由民主（考虑到台湾的政治转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这种称谓更像是“辉格史观”下叙事的后见之明）”的滩头阵地，在东南一省实现了所谓“三民主义模范省”的成功。既是经济增长的样本，也是“民主转型”的典范。

冷战结束之后，这种经验在比较政治学的语言中被进一步抽象化，成为一种几乎顺理成章的故事：“市场经济带来繁荣，社会中不断崛起壮大的中产阶级要求政治上的权利，通过当权者自上而下的制度调整带来新秩序，”于是资本主义现代性道路的“正确性”似乎得到了检验，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

好的意识形态叙事，其魅力正在于足够简洁，它将复杂的历史进程简化为一条线性逻辑：只要“拥抱”全球市场，只要实现了制度转型，就能够复制先发国家的成功路径。这看上去似乎是“常识”的认识，却并不能解释所有的经济体。

只要把视野稍微放宽，一个问题便会自然浮现出来。作为雁阵模式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实践，台湾地区同菲律宾都曾经有过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两者也具有许多可供比较的特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充沛的劳动力人口、以及受到了冷战中美国的扶持、同样长期处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之内、同样维持着选举政治的形式、也同样被归入“自由世界”的阵营。

但菲律宾并没有发展成另一个台湾，也没有形成韩国那样的工业化跃升。相反，在短暂的被归为“亚洲四小虎”之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徘徊于金融危机后的增长乏力、产业结构单一、寡头经济固化与国家能力不足之间。

为什么菲律宾不行？或许我们可以将视野放广一些，将“第一岛链”上的国家和地区综合考量，可以得出一些不同于“常识”的认识。

在今天的大众认知中，菲律宾常被视为经济落后的“失败国家”。但这种认识，很大程度上是执果索因的结果。（固然，现实的状况是比较发展成果的最重要的依据因素，但假设我们处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朝鲜半岛，依靠苏联“经互会”体系和自然禀赋形成的半岛内部“北工南农”格局的朝鲜，其经济发展水平远超尚未实现“汉江奇迹”的韩国。难道我们就据此判断“南朝鲜”将永远落后而“北韩”将永远领先吗？）

因此，以后视今是重要的，但从整个发展历程把握决定经济体发展与否的核心要素可能更为全面。若回到二战结束后的历史情境，菲律宾不仅不落后，甚至一度被视为亚洲最具现代化潜力的国家之一。

在1946年菲律宾实现政治独立时，其继承了一整套美式政治制度。英语成为行政、司法与高等教育的通用语言，宪政结构、司法体系与选举制度高度仿照美国本土模式（如同利比里亚）。

在当时的亚洲，这种严格的“美式制度”并不常见（拜美西战争所赐，菲律宾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长期作为美国的殖民地）。相较之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韩国仍处于日本殖民和朝鲜战争导致战后废墟之中，台湾地区则同样处于“反康基地”大规模经济建设则尚未开始。

从经济指标看，菲律宾的“先进性”同样有据可循。1960年代初，菲律宾人均GDP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其人均GDP约269美元，而韩国同期则为158美元，中国大陆则为89美元（估算）。台湾地区亦低于菲律宾。马尼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是东南亚最重要的金融与商业中心之一（一种佐证是日本和美国共同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其总部就在马尼拉）。

60年代菲律宾马尼拉

从冷战结构看，菲律宾也并非边缘角色。作为美国在太平洋的重要战略支点，菲律宾拥有美国明确的安全承诺，美军基地至今仍然存在，地理位置独特（同为“第一岛链”的一员），政治立场稳定。无论从制度、资源还是地缘政治位置来看，它都具备被塑造成“橱窗”的条件。

因此，如果说菲律宾最终未能实现类似台湾地区或韩国的现代化发展，原因显然不在“起点不足”，菲律宾的起始资源更为优越。

真正的问题，出现在菲律宾如何处理自身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位置。

战后菲律宾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殖民时期形成的经济结构。以种植园经济为主的农业生产和以承接初级轻工业为主的工业生产成为菲律宾经济的两大支柱。糖、椰子制品、矿产资源等初级产品食品加工到尔后的电子元器件、汽车组装等成为出口主体。美国市场的开放，为这些产品提供了稳定销路，使菲律宾在战后初期保持了一定增长速度。

然而，这种增长并未伴随产业结构的实质性升级。制造业长期停留在低附加值环节，资本和核心技术高度依赖美国进口。国家层面缺乏明确的工业化路线图，也缺乏对资本流向的有效引导。

60年代菲律宾马尼拉

更为关键的是，菲律宾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始终有限。分散破裂的政治状况使得财政汲取能力不足。中央集权政府的缺失导致税收体系效率低下，使政府难以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与工业投资，既没有发展国家的路线也缺乏实践路线的能力。金融体系更多服务于旧有的地主与商业寡头（权力寻租），而非新兴的产业部门。

政治结构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地方家族与恩庇网络在选举制度中占据主导地位，政策制定在朝令夕改中日趋窒碍难行，长期稳定的经济战略为政治寡头的家族利益让位于短期目标。结果是，菲律宾虽然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却从未真正建设以工业化为目标的经济体系，只有寄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增长，而没有全体人民享受到福祉的发展。

菲律宾没有选择利用现有的资源追求发展，或许更准确的是，它既没有这样的意愿，也没有这样的能力。

这种结构性的缺陷，使得政经矛盾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集中爆发。

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尤其是石油危机与国际金融条件收紧，使菲律宾原本脆弱的增长模式承受巨大压力。为维持经济运转与政治稳定，菲律宾政府开始大量举借外债（当然少不了现任总统所属的马科斯家族的贪污腐化）。到1983年，菲律宾外债总额已超过260亿美元，债务偿付占出口收入比重持续上升。

80年代的菲律宾

1980年至1985年间，菲律宾经济几乎陷入停滞。结构的落后已经无力掩盖经济数值的疲软，人均GDP开始出现负增长。1985年，其人均GDP已明显落后于韩国，并与台湾地区拉开更大差距。同一时期，韩国与台湾地区仍保持制造业扩张与出口增长。直至1991年，菲律宾人均GDP才恢复到1982年水平。

冷战结束后，菲律宾一度被寄予“重新起飞”的期待。资本自由流动加速，东南亚被视为新兴市场增长前沿。九十年代的亚洲四小虎之名体现了国际社会对菲律宾等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的青睐。然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几乎彻底暴露了菲律宾经济结构的脆弱性。与韩国相比，菲律宾在金融危机中的恢复尤为缓慢。虽然其金融体系相对封闭，避免了最剧烈的资本外逃（仅仅同泰国和马来西亚相比）。但制造业基础薄弱、出口结构单一，使其难以借助外部需求复苏实现反弹。金融危机之后，菲律宾经济增长长期徘徊在较低水平，未能像韩国那样完成产业升级后的再平衡。这一事实，进一步凸显了国家能力在长期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同样不“完美”，为何韩国与台湾能够升级？

拥有优渥的“先发条件”，具备类似的地缘位置，却在经济发展的长跑中不断落败于其他“自由世界”的“反康伙伴”，说明菲律宾同韩国、台湾地区的差距并非简单的周期波动，而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累加长期制度失效的结果。由于政治上缺乏协调能力，合理的产业政策缺失，资本配置被更多的服务于金融收益。加之政治不稳定进一步削弱了政策连续性，使得经济发展从未真正成功。

将菲律宾与韩国、台湾地区对照，可以发现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后两者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样存在腐败、权力寻租与代议制度缺失，韩国的大资本财阀正是由军人独裁的朴正熙政府扶持而形成的，至于台湾省，技术官僚的清廉善任与最高层的贪污腐化形成了“奇妙的反差”。两者的腐败程度与菲律宾相比不遑多让。

至于权力寻租更是家常便饭，在亲自由主义人士看来至关重要的自由轮替的多党选举，菲律宾甚至远早于韩国和台湾地区（毕竟承袭美国“手把手”的民主教导……），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遂行“自由民主体制”，而是在于，国家和地区是否具有能力将已有的条件转化为发展的动力。

韩国在朴正熙时期，通过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掌控金融体系，以信贷与外汇配置为手段，迫使企业承担出口任务。台湾地区则依靠技术官僚体系与规划机构，在有限资源条件下推进出口制造与技术升级。这两个事例中，政权才是实现“主观能动性”的推手。

除此之外，三者都曾被长时间的殖民掠夺。殖民统治究竟为殖民地带来什么？1853年马克思的雄文《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就曾指出：“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殖民统治为着自己的利益打碎了旧有的世界，但他并不会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日本、西班牙、美国的殖民，在朝鲜半岛、中国台湾和菲律宾都塑造了畸形的经济结构。但只有菲律宾不但在主权独立后未能消除这些畸形结构的遗毒，反而在之上继续着政权的运转。

 1982年马科斯夫妇与里根

结果便是地形的破碎和种植园的经济导致了地区寡头的产生，地方家族在中央集权缺失的代议制度下成为事实上的国家统治者。追溯到殖民时期。美国在菲律宾推进的是代议制度，而非中央集权国家的塑造。这种制度在形式上“现代”，却未能建立有效的国家汲取与动员能力。我们不可能乞灵于统治者的“善心”，指望他们为殖民地建立一套合理发展的制度，但菲律宾自己呢？

地方政治、恩庇网络与家族结构，在这一框架下被进一步制度化。菲律宾始终未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整合。

就连中观的角度，都可以窥见菲律宾的失败。美籍韩裔政治学家康灿雄在关于“裙带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就将菲律宾与韩国的比较分析作为。他指出，菲律宾和韩国同样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存在“诉诸纯粹”的“完全的市场经济的区分”，两者都是政府主导了经济政策。关键的差别在于资本规模与国家能力的组合方式。

韩国呈现的是“大资本—强政府”的结合。国家能够集中资源、设定目标，并通过制度化手段引导资本行为。菲律宾则呈现出“小资本—弱政府”的结构，弱政府同数量庞大的小资本媾和，交易成本高企，资源配置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现代性带来秩序，然而现代化进程常常带来不稳定。当社会动员速度快于经济发展速度时，当对未来生活的期许不能被满足而又不能为政治制度所消解时，国家往往陷入不稳定与低效。

菲律宾正好体现了这种现代化危机。

它并不缺少选举，也不缺少政治参与，但这些参与并只服务于地方的政治家族而非普罗大众。政党缺乏稳定的组织基础，政治更多围绕地方家族与私人网络。在专门研究东南亚政治经济的学者，保罗哈奇克罗夫特的著作中，他用“战利品资本主义”概括菲律宾政治经济结构：

国家资源被视为政治竞争中的分配对象，而不是长期发展的公共工具。菲律宾的银行体系、信贷配置与政策资源往往服务于寡头联盟的利益，而不是产业升级的需要。国家不是工业化的组织者，反而成为被争夺的“战利品”。经济发展的成果不是用于增进人民的福祉，也不是用于产业的进步，而只是被瓜分了。

菲律宾是否证伪了“橱窗”的说法？

当然，我们要承认，相较于韩国和中国台湾，菲律宾并没有一个同文同种却又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完全相悖的“敌对方”。这就使得美国对菲律宾的态度不同于韩国和台湾地区是“确保自由世界的堡垒”，而是“善意的忽略”。然而，美国对维持一个亲美的菲律宾政府仍然是不遗余力，无论是协助菲律宾政府镇压国内反抗运动还是1951年签订《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菲律宾在政治和军事上是否是实质上的独立国家还有待商榷。

所以，菲律宾并未否定所谓橱窗现象，反而说明橱窗成立所需条件：你需要展现你的“价值”（反对康米主义意义上的），才能获得扶持。冷战中两大阵营都对各自阵营内部进行了援助，然而如何利用独特的地缘政治条件成为了摆在每个政权面前的难题。菲律宾缺乏的正是这一点。它被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却没有带来现成的国家机器。拥有资本主义制度，却没有形成运用的能力。

外部扶持既不能直接制造成功，也不会自动造成失败。长期殖民、市场开放与安全保障，为三者提供了相似的国际环境，但结果差异显著。关键变量不在是否进入世界市场，而在国家是否具备组织经济的能力。

换言之，橱窗并不是“现代化发展的万灵丹”，而是“独特地缘格局带来的危险福利”。这里我们不得不将大陆引入，和台湾地区、韩国、菲律宾相比。大陆最为特殊的是它不同于其他经济体，由于其庞大的体量和近代以来屈辱历史的深刻影响，使大陆不可能也没有意愿将自己的发展完全寄托于外部的资源挹注。

这不是盲目的排外主义，我们对外资、对先进的技术、始终抱持着‘拿来主义’的态度。但实现现代化的发展，归根到底要依靠广大的人民，依靠我们自己，依靠内生性的力量。这不仅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也是捍卫现代化的根本。

台湾地区和韩国依托冷战的地缘政治格局，最低限度的结合了内生的力量（详见前面文章比较大陆——台湾的社会革命力度）实现的现代化发展，尽管有自身的上限，但仍然取得了耀眼的成果。菲律宾完全放弃了社会革命和国家能力的建设，它拥有比韩国和台湾地区更为优渥的环境和条件。却始终未能实现发展，恐怕这个事例不是证伪了“橱窗”的说法，而是变相的佐证了内生力量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裙带资本主义：韩国与菲律宾的腐败与发展》

《战利品资本主义：菲律宾银行业的政治》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